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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王羲之评传》第八章:有关争论的问题

发布时间: 2014年03月10日  浏览次数:8266  来源:中国书圣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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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生卒年
  王羲之的生卒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只是说他"年五十九卒",没有生于何年也没有注明他卒于何年,由于史料记述寂寥,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。依据资料来源的不同,对于王羲之的生卒年主要有四种说法。
  (一)公元321 年-379 年。持这一说的最初是清代人钱大听(见《疑年录》),他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。后来余嘉锡经过考证认为这一说是钱大听根据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七羊欣《笔阵图》中的一句"三十三,书《兰亭序》"推算出来的。
 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说不能成立,驳斥的论点有三条:
    1.历史记载周于322 年被王敦所杀,王羲之十三岁见周,那该是333 年,那时周已被杀十一年,那真是活见鬼了。"王廙为右军之师"。但他也于322 年就谢世了,那时王羲之仅两岁怎能学习书画?
  2,根据《世说新语》、《书断》、《东观余论》所说,推断王献之生于公元344 年,父子相差二十一岁,这本来无可非议,但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,就算十年中生七个孩子,那未王羲之十一、二岁就结婚并有生育能力,这是与生理科学不相符合的,也是违背事实的。3.根据王羲之在《十七帖》所说,周抚七十岁时王羲之是"年垂耳顺"之年,该是五十九岁,周抚卒于公元365 年,如果王羲之321 年生,他五十九岁为公元379 年,那时周抚已死去十四年了。
  (二)公元305 年-363 年。有人依据明张傅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中王羲之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所云"时年五十有三",文后又记"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书"往下推六年即王羲之(五十九岁)卒年,即晋哀帝兴宁二年(公元364 年),逆推为305 年生。
  东晋穆帝年号只用了十二年,永和十四年成了无稽之谈。鲁一同说:"考永和尽于十二年,不当有十四年,决为伪托,不足据证。"经过查考,《说① [唐]张彦远辑,《法书要录》卷一○《右军书记》。
  ② 王羲之:《十六帖》,湖南美术出版社1980 年第1 版(墨迹本)。
  ① [南朝·梁]庚肩吾:《书品论》。
  郛》和严可均《全晋文》、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所载的《题卫夫人《笔阵图)后》均没有"永和十四年"字样。这一确错无疑年号是学识浅薄之人妄加的。"时年五十有三",哪一年"五十有三"不得而知,怎能算出王羲之的生卒年呢?故这一说也很少被采用。   (三)公元307 年-365 年。这一说是由清代人鲁一同提出的。郭沫若在兰亭论辩中沿用此说。王汝涛针对鲁一同的论据,曾多次发表文章批驳①。鲁一同用"桓温自江州还台"证明王羲之至少活到365 年,推翻了361 年卒的论点。原文"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"。应断句为"桓公以江州还、台选、每事胜也。不可,当在谁耳。"而鲁一同错断为:"桓公自江州还台,选每事胜也",以致文理不通,更重要的是人错、地错、事错、时错。同时玉汝涛通过论证指出鲁一同用《贺登极表》否定王羲之死于361 年不能成立。鲁一同在《王羲之年谱》中这样写道: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周益州,历代鉴别,殆无异论,中一帖云,足下今年政七十那,吾年垂耳顺。推之人理,得尔以为厚幸,益州名抚,镇蜀二十年。(按史称三十年,考永和三年人蜀,下至兴宁三年。得二十年,则三十年未审)卒于兴宁三年六月,据此则年垂耳顺,正五十九岁。逸少之卒,又不得至兴宁三年之后矣。故援证诸帖,推寻纪传,断以永嘉元年,为公生之岁。②周抚七十岁时,王羲之五十九岁,周抚死于公元365 年,推论王羲之卒不得迟于兴宁三年(365 年)以后,这都是有根据的,其推论也是对的。然而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公元365 年正是周抚七十岁。所以以《十六帖》证实王羲之卒于365 年证据不足,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。
  鲁一同试图排除王羲之卒于361 年之说,用了不少笔墨,但仍出了很多漏洞。"卒于365 年"之说本身与学术界公认的有价值的史料并无多大的矛盾,如鲁一同或其他人确有证据说明,周抚七十岁卒,别人就难以否定王羲之"卒于365 年"这一说了。
  今人潘岳用十二生肖推断王羲之的生年颇有意义。"羲之伯叔、兄弟当中,凡小字沿用生肖者,如阿黑、阿龙、阿兔、阿犊、阿莬等,皆符合其生辰,准确而无一误。"王羲之小字阿菟,"菟"通兔,推测王羲之属兔。从而查出一系列年份,最后范围压缩到307 年和319 年。因319 年多与史实有矛盾,得出生于307 年的结论并认为"当无差大"。①不过潘岳无直接的确凿依据说明王羲之属兔,故人们不敢苟同此说。
  (四)公元303 年-361 年。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持这一说,宋《东观余论》、《兰亭序》也这样认为。其实在张怀瓘前,梁·陶弘景就有《真诰·注》:"(王羲之)升平五年亡,年五十九岁"的著录。陶弘景根据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
  陶弘景(456-536)成年时,王羲之去世仅120 年左右,所以有的专家认为陶弘景的资料可信程度很高。包世臣、麦华三、余嘉锡、徐邦达、李长① 详见《王羲之生平家世几个问题的考辨》、《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》前言。两文分别载《王羲之研究》、《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》两书。
  ② [清]鲁一同:《王羲之年谱》,引文中括号内按语原文如此,沈子善:《王羲之研究》,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七年(1948 年)版。   ① 潘岳:《王羲之与王献之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年第1 版。
  路都认为,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,卒于361 年是正确的。
  根据有关文献,通过上述四说对比分析,笔者采用第四说,即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(西晋惠帝太安二年),卒于公元361 年(东晋穆帝升平五年)。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,无疑是迄今为止说服力较强的一说,但决不意味对王菱之的生卒年没有讨论的必要。笔者发现"303 年说"与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很可能发生矛盾,现将原文录引如下:简文在殿上行,右军与孙兴公在后。右军指筒文语孙曰:"此啖名客"。简文顾曰:"天下自有利齿儿"。
  从引文推测,上述事件如果发生在司马昱即位做了皇帝(简文帝)以后,也就是公元371 年至372 年,这期间按"303 年说"王羲之早就不在人世了。作为"纂缉旧文,非由己造"(鲁迅语)的《世说新语》,对它的记述,是不能忽视的。
    二、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问题
  《兰亭序》真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,清末李文田就曾怀疑此帖的文章和字都是后人伪托的。1965 年,郭沫若又重新提出怀疑,很多人发表文章,立刻引起热烈的争论,有的人赞同郭沫若的意见,有些有名望的人如章士钊、高二适、商承祚等则反对郭沫若的看法。
  郭沫若的文章,是以出土的东晋书迹,即1965 年1 月10 日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和南京出土的王谢等墓志为依据。郭沫若在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》①中说:"五种墓志(《谢鲲墓志》、《王兴之墓志》、《颜刘氏墓志》、《兴之妇墓志》、《刘尅墓志》)只是三十五年间的东西??在这儿却提出了一个书法上的问题,那就是在东晋初年的三十几年问,就这些墓志看来,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,和北朝的碑刻一致??这对于传世东晋字帖,特别是王羡之所书《兰亭序》,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。""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,他和谢尚、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,而《兰亭序》写作于'永和九年,,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五年,后于颜刘氏之死仅八年,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。《兰亭序》的笔法和唐代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,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"。
  郭沫若干1972 年又发表文章说:"看到两种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,自然而然又联想到相传为王羲之所写的《兰亭序帖》的真伪问题。这个问题,七、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,在我看来,是已经解决了。不仅帖是伪造,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。看到这两种《三国志》的晋抄本(即前写经类所举例),又为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。字体太相悬隔了,真是'不怕不识货,只怕货比货'。两相对比,一目了然,可以无容多话"。②当时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,且文章很长,这里不能一一引录。笔者感到此后有些学者的论点倒是很有价值的。范正红在《略论东晋书坛与王羲之书① 载《文物》1965 年第6 期。
  ② 《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(三国志)残本》,《文物》1972 年第8 期。法》(副标题兼论"兰亭论辨")①中就其书法的渊源和类型发表了与郭沫若相左的意见。他说:事实上王羲之一类书法的确极少隶意,而更近唐人。从张芝、钟繇、陆机、卫恒、王导、卫夫人、王献之、王询、王僧虔、智永这一脉相承就足以证明王羲之书法属于另一体系了。其实,并非王羲之的书法象唐人,却是唐人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一派。刘涛在《中国书法全集18·王羲之王献之》前言中通过东晋《李柏文书》与《兰亭序》作比较,举出不少字与王羲之的行书有暗合之处,笔者也详细观看了《李柏文书》,感到两者书风虽有差异,但远不像徐森玉在《(兰亭序)真伪的我见》一文中所说的几乎找不到一个与《兰亭序》中相近的捺脚,再者在《李柏文书》中也极少发现隶书笔意。由此可见在同一时期文字体段相差甚远绝非不可能。
  郭沫若认定《兰亭序》是假的,必须否定古代的一些主要文献。唐代何延之《兰亭记》曾记述萧翼赚《兰亭》一事,宋初所辑的《太平广记》曾收录。何延之曾云:"于时岁在甲寅(公元714 年)季春之月上已之日,感前代之修楔,而撰此记。"开元十年何延之回长安扫墓,皇帝听说他知道《兰亭序》的流传情况,故派人去询问。当时何延之因病由长子何永写了奏折,享报皇上,因此他得到皇帝的赏赐。他在兴奋之余于《兰亭记》后面又加上了几行字,以宣示于后代。
  这篇文章记载了王羲之如何写《兰亭序》,以及这一真迹如何流传到一个叫辨才和尚的手中。唐太宗很早就听说《兰亭序》这一名帖,就是没亲自见过,后来得知它在辨才和尚手中,曾一连三次将辨才召到宫中查问,辨才都不肯承认。无奈,只好将他放回原籍。后来,宰相房玄龄棋高一着,出了一个主意,派萧翼扮成书生模样,前去与辨才周旋,经过一番曲折,才把《兰亭序》真迹骗取来,唐太宗立即命刻拓高手,复制了十余本赐给高官大臣。唐大宗临终向他的儿子(即后来继位的高宗)耳语:"我欲将《兰亭》去",这一真迹便入了昭陵。
  郭沫若认为:唐太宗要求《兰亭》陪葬何必向儿子乞讨,耳语又是谁偷听来的呢?
  其实郭沫若抓住的是枝节问题回避了要害,上述的驳斥是缺乏力度的。
  人在临死之前身体极度虚弱,言语不清,声音低微,儿子将耳朵凑近父亲的嘴边聆听病人最后的嘱咐,是人之常情,谈不上"乞讨"。按唐太宗的要求去办,他儿子在一定的范围必须公布这一"耳语"内容,别人用不到"偷听"。在这里《兰亭序》这篇文章是否是假的,《兰亭序》是否在唐代就有伪造?郭沫若没有明确说明。何延之写这篇文章时是公元722 年,当时唐玄宗还健在,他敢把谣造到玄宗祖父唐太宗头上吗?
  在《兰亭记》同一时代,刘捒的《隋唐嘉话》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,笔者已在《成就与代表作·兰亭序》一节里引过,这里不再重复。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在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中说:"这里也说'使萧翊(翼)就越州求得之',只没有讲到骗取之事。想来《兰亭》之人李世民手,确实是萧诩① 《王羲之研究》,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1 版。
  (翼)从辩才那里弄来的。"①最早提到《兰亭序》这个名字的是《世说新语》,该书云:"王右军得人以《兰亭集序》方《金谷诗序》"②。《世说新语》成书较早,作者刘义庆生于403 年卒于444 年。其生年距王羲之卒年仅42 年,作者写作条件优越,资料丰富,将一篇从文字到书法都是伪造的《兰亭序》收录其中是难以使人置信的。当然《世说新语》也有讹错,但发生这样的大问题看来是不可能的。据《温韬传》记载:韬在镇七年,唐诸陵在其境内者,悉发拙之,取其所藏金宝。而昭陵最固,韬从蜒直下,见宫室制度闳丽,不异人间,中为正寝,东西厢列石林,林上石函中为铁匣,悉藏前世图书,钟、王笔迹,纸墨如新,韬悉取之,遂传人间,惟乾陵风雨不可发。对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问题,有人寄希望于真迹从昭陵出土,以作出一槐定音的结论。看来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实现,由此可见现存的各种版本的《兰亭序》是非常珍贵的。
  有人从《兰亭序》的风格力证其伪,认为王氏豁达乐观,而文章基调悲观低沉。有人从王氏《兰亭序》本身力证其真,"情随事迁,感慨系之矣。"人的思想感情,是随着事情的发生而发生、发展而发展、变化而变化的。纵观历史文人之作,莫不如是。一篇之中,往往是"兴尽悲来人《兰亭序》前面高亢,后面低沉,也不例外。郭沫若从出土壤三国志》残卷及五种墓志,椎论书体与当时不合,而论证其伪,有人则以与当时流行之书体比较,并无不合,而论证其真。笔墨官司,看来要长期打下去,是否有结论?也许像荷马《伊利亚特》一样,永远也没有结论,但学术上的价值,却谁也否定不了。《兰亭序》的真伪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,多年来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,人们也只好择善而从了。
    三、关于帐中遇险
  王羲之少年时期很得伯父王敦的宠爱,有一次王敦带他到帐中,并在那里留宿。早上王敦先起来,王羲之仍睡着。王敦出去了片刻,便与钱风回到帐中①。钱凤是前来劝说王敦谋反的,王、钱两人在密谋之际,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仍在帐中,此事如泄漏出去,是要遭殃的。王敦是个杀人如麻、心狠手毒的人,此刻他准备下毒手。王羲之对于王、钱俩人窃窃私语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,他知道,如果他们发现他听见了他俩的讲话,是件极其危险的事,后果不堪设想。当王敦前来察看时,王羲之假装熟睡,王敦以为侄儿未听见他们交谈的内容,这才罢休。这表明幼小的王羲之临危不惧,机智有谋。上述轶事源于《世说新语》。《世说新语·假谲》是这样记述的:"王右军年① 徐邦达,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上卷文字部分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,第47 页。辩才又称辨才,原文照引。
  ② 《世说新语·企羡》。
  ③ 《旧五代史》卷四○《温韬传》。
  ① 《世说新语·假谲》引《晋阳秋》曰:"凤字世仪,吴嘉兴尉于也。好慝好利,为敦铠曹参军,知敦有不臣心,因进说,后敦败见诛。"减十岁时,①大将军(王敦)甚爱之,恒置帐中眠。大将军尝先出,右军犹未起。须臾钱凤入,屏人论事。都忘右军在帐中,便言逆节之谋。右军觉,既闻所论,知无活理,乃阳吐汗头而被褥②,诈熟眠。敦论事造半,方忆右军未起③,相与大惊曰:'不得不除之!'及开帐,乃见吐唾从横,信其实熟眠,于是得全。于时称其有智。"《世说新语》所述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未采纳,而是根据其它材料,列人工允之的父亲王舒的传中。《晋书·王舒传》云:"允之字深酞。总角④,从伯敦谓为似己,恒以自随,出则同舆,人则共寝。敦尝夜饮,允之辞醉先卧。敦与钱凤谋为逆,允之已醒,悉闻其言,虑敦或疑己,便于卧处大吐,衣面并污。凤既出,敦果照视,见允之卧吐中,以为大醉,不复疑之。时父舒始拜廷尉,允之求还定省,敦许之。至都,以敦、凤谋议事白舒,舒即与导俱启明帝。"这件事究竟发生谁的身上,历来看法不一。
  王敦与钱凤共谋逆事是指王敦以诛刘魄为名起兵于武昌以前,即公元322 年之前亦或是公元324 王敦再次起兵反晋之前。王羲之出生年虽有争论但不外乎公元303 年、321 年。王、钱共谋兵反的事与王羲之"年减十岁"不符。"年减十岁","减"作少于、不及解,"年减十岁"自然已与十岁相差不远,根据已掌握的资料,上述轶事如发生在王羲之身上,"其年龄与事情发生的年代上有牴牾"。   如果上述事情发生在王允之身上,能否成立呢?王允之卒于342 年,四十岁逝世,出生年代与王姜之相同即303 年。《晋书·王舒传》先叙述王允之字深猷。尔后从未成年的"总角"写起,从叙述的逻辑上我们领会到"帐中假醉"躲过杀身之祸,是"总角"以后发生的事。粗一看年龄与事件的发生的年代有矛盾,仔细分析,并无抵触。"时父工舒始拜廷尉,允之求还省,敦许之。"王舒拜廷尉是323 年,王敦与钱凤起兵反叛是324 年,这在时间上没有矛盾。
  《晋书》是唐代修撰的,九五之尊的唐大宗写了宣帝、武帝两纪和陆机、王菱之两传后论,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。再说唐大宗对王姜之书法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,上述轶事对王羲之的形象增色不少,如果有依据证明是王羲之之事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是绝不会弃之一旁而不收的,更不会将此事移至王允之身上。
  可能由于"诸书皆云王允之事"的舆论压力,《晋书》的编撰者不得不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。至于《世说新语》为何张冠李戴,将工允之的事移到王羲之传中。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王羲之名气大,撰写者将好事集中他身上,是有这种可能的。     四、王羲之是否有代笔人
  在王羲之"失郡"以后是否有一位代笔者?一直是个疑案。这个疑案的源头,在《梁武帝与陶隐居<论书启>九首》。陶弘景在① 年减十岁时,沈校本为"年裁十岁时"。
  ② 乃阳吐汗头面被褥,"阳"原作为"剔",据沈校本改。
  ③ 方忆右军未起,"忆"原作误为"意",据沈校本改。
  ④ 总角--男女成年前束发为两结,形态如角,故称总角。
  给梁武帝萧衍的信中写道:"逸少自吴兴以前,诸书犹为未称。凡厥好迹,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,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,略不复自书,皆使此一人,世中不能别也,见其缓异,呼为末年书。逸少亡后,子敬年十七八,全放此人书,故遂成与之相似。今圣旨标题,足使众识顿悟,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。"有人常引用这一资料,证明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并非出自他的亲笔。那末代笔者是谁呢?后来推测是任静,也有人说是玄度,或是王氏家族的成员。对代笔一事有人却持否定态度。杨臣伟曾在《书法研究》上提了质疑①。他认为王羲之告誓辞官主要原因是他看不起他的上级王述。辞官后无官一身轻,他自己感到是一个天赐的良机,他仍热爱生活,关心他人。辞官没有使他一蹶不振,万念俱灰,"失郡"决不是他"略不复自书,皆使此一人(代笔)"的原因。王羲之辞官后,"采药不远千里",说明他身体状况不差,他晚年虽患有多种疾病,但握笔作书还是不成问题,使人代笔看来不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。从陶弘景所述,可知那位代笔人技艺超群,"逸少亡后,于敬十七八,全放此人书,故遂成与之相似。"王献之完全模仿代笔者的字,模仿的结果仅仅是相似,从王羲之辞官到梁武帝开国一百五十多年,为何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这一消息?
  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鉴定过所藏法书,作品卷帙共五卷,他对"第二十三卷"、"第二十四卷"作了具体分析,指出其中有不属于王羲之作品的"杂迹"十五件,逐一指出其作者是谁。对于无法弄清作者的,加了评语,没有一件被认为是代笔者所书。"今圣旨标题,足使众识顿悟,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。"很明显,发现王羲之代笔者的是梁武帝。哪些书迹是梁武帝圣旨标题为王羲之的代笔者所书?没有下文。代笔的问题除了陶弘景所说以外,其他古籍如《法书要录》均没有提及,既然代笔者是梁武帝发现的,还用得着陶弘景唠叨吗?梁武帝曾在《钟繇书法十二意》中说:"逸少至学钟书,势巧形密,及其独运,意疏字缓。"说明王羲之学习钟书以后其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,如果承认王羲之有个代笔者,辞官以后的作品全是别人所书。怎么能说王羲之写的字意疏字缓呢?杨臣伟认为所谓"皆使此一人(代笔)"是件子虚乌有的事,是陶弘景编造出来的故事。杨臣伟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,他的观点集中于一点就是王羲之没有必要请一个人为他代笔,每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有动机和目的的,王羲之不可能毫无目的请人为他代笔。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陶弘景又为何要向梁武帝编造那个故事呢?这是出于何种目的?杨臣伟认为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,??但梁武帝在"今不如古"的儒家信条面前又惶惑了,为了使梁武帝体面地摆脱困境,又捞得一项"发现权",所以陶弘景胡编了一个"代笔人"的故事。这仅是一种推测,缺乏有力的证据,不太容易服人。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。
  ① 杨臣伟:《王羲之末年"皆使此一人(代笔)"的质疑》,《书法研究》1991 年第1 期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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